柏師的大師兄、1960年入讀第三師範專科學院（柏師前身）一年制體育系課程及其首屆畢業生盧院士憶述，戰後有許多由內地南來香港的軍人，他們學識廣博，國學根柢好，文采非凡或是數學了得，普遍約三十至四十多歲；在香港百業待興的年代，唯有教書。在專業培訓上，他們修讀在職教師訓練課程（ICTT），不同於入職前的全面師訓班，入讀後者的多是二十多歲「師範正規軍」。當時社會又需要大量教師，而軍人教師學識廣又成熟，較「正規軍」更為吃香。

軍人教師不服「師範正規軍」，這正是江太在七十年代以「正規軍」身份視學時遇到這種情況戰戰兢兢。江太回顧：「我70年入視學處時很年輕……很多軍人教師唸ICTT……國學根柢好……經驗豐富……真是臥虎藏龍。我進班房負責觀課，是我怕他，不是他怕我。他們覺得由一個年輕女子來觀課，成何體統？其實那時我很年輕，但要扮老成……進班房都腳軟。如果由我們訓練，會注重教學程序，要用活的方法去教。他們未受訓練，不用這一套。」兩類教師的矛盾更引起行政困難，江太憶述當時年輕的科主任帶領老成持重又有學養的軍人老師時，後者多有不服。

作為教師，本科知識與教學專業能力同等重要，執教三十多年的小學校長李國雄以其豐富的前線經驗，證明了教學法與持續進修同樣重要：「就讀夜師的選擇是正確的，教學法、兒童心理學、發展心理學是必要的……當了教師後我未停過進修……那些學科要扎實，便要自己追尋。我想告訴現在年輕的老師，如果有心幫小朋友，首先以教學法和其他方法從小朋友角度傳授知識，在他裏面生根。這便要靠教學法，心理發展的認識……但學科的扎實要靠自己持續進修，辛苦一點也要堅持。」

盧院士唸師範時見到教授中文的國學大師們，本科知識深厚，能教寫詩，要求很高。盧憶述一段有趣又難堪的片段：「我們是番書仔，他們要求這麼高，壓力很大。那時我們全都是老師，把你的文章掉在地上這樣踩，斥為『垃圾！』」

盧院士執教鞭後，雖然主教體育，但因學校英文教師不足，而盧會考的英文成績出色，便應需求長期教起小六的升中試英文來。而他學習英文教學法頗用心思，靠觀課或詢問柏師同屆同學，或遇困難時自創一套。本身不是英文學科專家的他，所教出來的學生英文升中試成績竟大多彪炳，例如43人中29人取得一級，沒有人取最低成績的四及五級。盧院士深深緬懷：「我那時教英語，達至最高的成就感，因為年年都教了很多一級學生，而且學生對這個英語老師，或者班主任，是很敬佩的。」如果盧用的教學法如他在師訓班的國學大師一樣嚴苛，效果也許不一樣了。

吳煥玲校長在八十年代初一邊教書，一邊唸師範。當年由於她任教中學而不能享有日間給假，唯有在日間騰出時間唸師訓班，至下午四時放學，便趕回中學上最後一節課；師範的導師有時會突擊觀這節課，事先無法預備，令人神經繃緊。雖然難上加難，但吳校長回顧這段艱辛歲月時，似感欣慰：「我在馬騮山柏師放學後便匆忙地和馬騮一起過馬路，趕搭巴士回中學上最後一課。回想起來雖然辛苦，但覺得有責任照顧學生，也是一個很好的回味。師範導師來時，學生很合作，比平時乖得多，肯答問題，所以都很慶幸。雖然導師很嚴謹，但都通過了。」

教師面對的另一種艱苦，就是盧院士和李校長所說的「兼任半個社工」。盧在秀茂坪草根區任教的66至76年間，自言真的做了社工。有學生窮得沒飯吃，盧便「挽過不知多少包米到學生家中」，那是平常事，因為「不能給錢，他的父親爛賭又爛飲，你給他錢一定沒有了」；另一個學生面對升中試沒錢買手錶應試，家中更窮得連鐘都沒有，盧就買了一隻手錶給他……

負起這些非教學的工作不是為了自鳴偉大，卻只迫不得已。盧說：「因為你與學生是很直接的，他向你求救，社工是很遙遠的，不是貼身的。你的學生是你每天都對著的，所以我們這樣幫學生，是老師其中一種本份。」

這種超出自己職責範圍的付出，收穫卻很豐盛，但不是物質和金錢，而是學生日後成才為社會精英，並且常懷念師恩的那份濃情。就如那個盧院士買手錶給他的學生，日後當了名醫還戴著那只得其利士手錶，盧憶述：「他說機芯爛了換了，但錶殼仍是得其利士。他要教子女說爸爸從前沒有手錶，是班主任送的。」盧又有一名其後上了大學的學生，在他退休後才回校找他，堅持一定要見前校長，原因是「讀一年班時他親自替我塗黃藥水貼膠布」！

教師的長期付出與經驗累積，教育心得是另一種收穫。例如李校長最重視「人際關係」，如能理順與學生、教師和家長的關係，工作就順暢得多。曾任訓導主任的他，就感到「嚴而不厲」的重要性。江太認為首要是「了解學生，以心來教」，因為教學法多元且時常變化，最重要還是用愛心、選取適合學生的教學法，才達至教學效果。同樣重視「心要貫注在學生身上」的吳校長，就感到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教師本身的知識學養非常重要。

教師一向不是帶來名利地位的行業，當下全球化年代對教師的要求日高，教育改革下聽到的更多是教師的工作壓力和挑戰，如上述所提到的收穫和成果，卻鮮少在鎂光燈下享榮耀。艱辛、付出、犧牲──似乎已是教師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