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港後，楊先生把所學貢獻於特殊教育課程編寫、師資訓練、確認測試和支援服務等，受惠的學校和學生很多，影響到教育署的決策官員也對特殊教育加深認識，逐漸完善服務內容。英國特殊教育學校有一本書叫Key Word of Literacy，集合英文常用的幾百個字，老師就用這些字寫課本。學美術的楊先生也為常用中文字編課程圖卡和讀本。至於學習嚴重弱能的學生，最重要不是教認字，而是教他們認識符號，認識危險，例如「停止」， 這些都是特殊教育的課程設計。楊先生特別分享留英時，20人一小班帶學習困難學生學坐地鐵，認識倫敦。到倫敦之前給孩子做很多預備功夫，回來之後他們要學習表達寫出那個經歷，開闊孩子的視野。因為照顧孩子的資源問題，這些60年代的方法，今天的香港也不容易做到。
在英語教育方面，楊先生認為香港教育署引入Common English Usage的教學法是大錯誤，因為它摒棄了教授語法，而英語語法正是學習英語的基本功。他相信學習語文需要語境。他又分析不可能每讓孩子都到英語國家交流，用高薪聘請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老師來香港教導學生，用英語交談，訓練學生聽力和表達能力，是正確的，不應該以他們的待遇與本港本土培訓的英語老師不同，產生排擠，而本地老師而要珍惜與外國老師交往，為自己的英語說聽能力增值。他以煤氣公司職員自費參加公司安排，與外國職員有社交活動為例，說明提高職員英語水平能力的措施是受歡迎的。公司對他們的好學精神感到欣慰。
本年九月三日，我和一眾香港教育學院教職員約定有「公職王」之稱的楊家聲先生。難得的是他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這位羅富國校友會會長訪問，好向校友介紹這位羅富國教育學院一年制(1961-62) 的畢業生如何從特殊教育工作轉向商界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發展，成為業界翹楚。他總結多年經驗和觀察，出版了《打工打不死》一書，將在人力市場的積極應變，逆境自強之道傾囊相授。
五、六十年代的戰後香港，經濟環境蕭條，當時學童因家境失學或綴學的例子很是普遍。楊家聲先生慶幸考入皇仁，享受了五年免費教育，不致失學。楊先生畢業後要幫助養家，雖在洋行打工，也申請報讀有書讀，有「人工」的羅富國師範學院。他清楚記得
洋行薪水300多元，師範是675元，教半日書。後來才知道以前的師範都是二年制的，而他入讀的一年制課程可謂時代產物。戰後英國要緊急培訓很多老師出來應付市場需求，將這套方法照搬到香港，就有這個一年制。楊先生認為某程度來說，當時政府設立羅師、葛師、柏師都是對口的職業訓練學校，以津貼吸引中五或中七畢業的同學入行成為教師，並以比較高的起薪點配合，畢業生很少轉行。
1962年楊家聲先生羅師畢業，任教荷里活道官立學校。選修美術的他因在皇仁畢業，被派主力教英文，也教美術。資深的老師教A班，B班，剛教書的楊先生教D班、E班，已懂得遷就學生學習能力，活動教學，並以成功感作為學習動力。
楊家聲先生對小班教學有他的卓見，但對今天學生的英文水平滑落有無限唏噓。他認為英國的一老師一小班制度是可取的，而施行在香港可以是有效的。老師更瞭解同學的學習能力，因材施教，且不會因轉上另一課時無謂虛耗轉換課室時間，或等待另一位老師浪費了可學習的時光，也無需叫學童在情緒方面感迷惘和失去學習延續的動機…等。當然，他是接受老師有教語言和通識科以外的限制，如未必能教體育和藝術科目。
楊家聲先生相信機會是要自己爭取的。他目睹政府架構論資排輩，非學位官員的升遷待遇受歧視，前途黯淡，在三十之齡毅然決定考入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因為學位可讓他在政府中更上層樓，也能轉戰私營機構。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先生是他的皇仁學弟，又是他的大學教授，給他很大的幫忙。他三年後再度畢業，再沒有回政府部門工作，而是轉入商界。楊先生不介意由萬國寶通銀行見習生從頭開始，又早著先機投身人力資源管理， 20多年間主動爭取，無懼挑戰，與時並進，在不同工作崗位上提出策略及改革方案，退休前任職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企業人力資源總監。
楊先生對香港教育的整體發展，有如下的忠告﹕「四條腿走路」，意思是說學校、學生、家長和社區必須携手互相配合，互相支援。他舉例說學校雖然是教授學生知識和德育培訓的地方，也要了解他們來自的家庭，爭取他們父母對學校的支持﹔又可以把學校開放，成為社區一部份，邀請社區團體進入學校，使用學校設施，設計活動與學生一起參與。老師和學生從中接觸社區人士，增加溝通和融合實踐學科以外的體驗。他期望香教育學院學生，必須學習通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而且要多參與義工服務，多服務公眾，深入社區，即使將來畢業後不是從事教學，對他們的視野和觸覺培養也有無限益處。
無獨有偶，「羅師人訪問羅師人」特輯中兩位校友陳達文博士及楊家聲先生都和香港皇仁書院有淵源，楊先生就讀皇仁書院，陳博士則任教皇仁書院；而黃星華博士則畢業於華仁書院。三位羅師人都曾為人師表，後來雖然都轉投其他行業，在事業上另闖高峰，但他們都與師訓有緣，對教育的關心不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