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香港政府聘請英國曼徹斯特的首席教育官菲沙 (N.G.Fisher) 來港考察教育,翌年發表《菲沙報告》(Fisher Report),其中要項是多建一所新的師範學院。1951年9月,葛量洪師範專科學校 (Grantham Training College,下稱「葛師」)成立,成為香港政府除羅富國及鄉師之外的另一師資培訓機構,第一任院長是張榮冕,張之後有胡熙德、何雅明、羅宗熊等,郭煒民接任第五任院長。

2009年3月梁操雅博士與郭院長訪談,聽他娓娓道出個人的成長歷程,在葛師的日子,以及退休後的歲月,仿似上了一堂香港教育史的課。

郭院長中學初時就讀於嶺南,後來考入了當時在鐵崗的聖保羅男校,即後來搬到般含道港大對面的那一間。聖保羅於1851年正式成立;最初只有一位導師及九位學生。郭在聖保羅讀書時有位教理科的老師叫麥啟洪。有一天麥老師對他說:「煒民,你寫一篇英文給我看。」郭寫完後麥老師說:「不行,你的英文還不行。」郭於是找位英文先生用功補習英文,之後再寫篇英文給麥老師看,這次他說:「行,你一定會考到。」

郭院長考港大入學試時果然成績斐然。那時的制度與現在的不同,那時分為 A、B、C、D、E五個組別,郭取得組別A的資格,即是各科,甚至醫科也可以修讀。因為高級數學科取得優等成績 (即Distinction級),他本想讀數學,但是他的父親認為:「不要讀數學了,讀數學出來也只是教書,教書賺不到錢。」郭於是選讀了土木工程。他憶述︰「我1938考入香港大學,本應該1942畢業的,日軍在1941年12月入侵香港,那我讀到第四年就打仗了,第四年讀不完港大就給了我們學位,我拿的是戰時學位 (war-time degree)。」

「之後,我走到內地,拿著行李箱四處遊,都不知到那裡好,誰不知當時土木工程非常需要人才,而港大畢業生在內地是很吃香的,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作,不過就要去到廣西和貴州邊界一處很偏僻的叫長安鎮的地方建廠,那裡甚麼車都沒有,連單車也沒有,店鋪也不多見,三日一次墟,買東西也要去趁墟,是很落後的地方。後來我走難到昆明,和平後就回到上海,先父是在上海做地產的,我家根基在上海。解放軍到上海以後,地產行業都沒有了,那我就再到香港來,因我的學位是在香港取得的,找工作也不難。」

後來郭院長碰到以前的一位老師,建議他投身教育行業:「我聽他的話進了教育司署。初時因為我在大學不是修教育的,教署要降低我的職級,我說沒有所謂,最初我就在灣仔書院任教。」

政府常派官員往外地受訓,此為郭煒民獲派往
英國受訓時留影。

50年代,聖保羅校長史伊尹 (Col.Evan George Stewart, DSO, OBE, ED) 需要一位數學教師,想請郭老回母校任教,同時間郭老又收到教署的聘任,結果他到英皇書院當數學主任,之後轉往剛開辦的伊利沙伯中學1,與張維豐和韓敦三人成為「伊官」的開國功臣。郭氏在「伊官」只是數月光景,同年聖誕節調職往了葛量洪師範專科學校,接替調往教育司署總部的羅宗淦。

當時葛量洪是第四屆,學生有江潤勳2陳乃琛3等,郭院長在葛師教了數個月,然後又調職到在堅尼地道開辦的英文特別班,以英文教數學科。英文特別班的存在主要是因為中文中學畢業的學生不能升讀香港大學,只有往大陸或台灣繼續學業。政府就開設英文特別班,讓這一批學生多讀一年英文往考香港大學。特別班除中文科外,全都用英文教。後來郭氏調職視學署,負責「新數學」的課程的開拓與發展,昔日的數學著重計算,「新數學」就是要改變這個方向,要著重思考。在視學處期間,郭老被派往英國,修讀Diploma in Curricular Studies的課程,1968年又被派參加在千里達舉行的的英聯邦數學教育會議。

1968年,羅宗熊先生退休,郭煒民接掌葛量洪。郭氏稱是倚仗當時的同事通力合作,葛師得以暢順發展。

聯招鼻祖

1971年,羅師、葛師、柏師都已是兩年制,於是實行聯合招生 (簡稱「聯招」)。郭煒民猶記得︰「葛量洪和柏立基初時都是一年制的,改為二年制後,那三間學院全屬二年制,當然課程內容各有不同。羅師較受歡迎4,它比較著重英文,其他學院則會有專科,譬如葛師有美術第三年5,如果想專修美術的,第一志願就會填寫葛量洪。」聯招是為避免學生重複申請三間院校而造成行政浪費及針對難以估計真正入讀的學生數目等問題而設。「聯合招生委員會」的主席以各學院的院長輪流充任,由各學院教職員分擔工作,並由聯合招生委員會協商收生準則和程序。三間學院合作,學生考一個入學試,入學時按所填寫第一、第二、第三志願照著來安排。聯招這個意念,其實就是這三位院長群策之功。

學潮運動

就這樣一直做到1972年,那年郭老55歲,已屆退休之齡,但因當年有頗激烈的學潮運動,教育司署簡寧署長 (J Canning) 希望他多做一年才退休,據郭院長說︰「那年政府要削減文憑教師的薪水,三師學生都在反對,且經常在葛量洪開聯席會議。三師學生會要用葛量洪的停車場,學生會會長就寫了一張告示,說不要泊車在那裡,要不然弄壞了車子,可不負責,那些導師的車就不敢停在那裡。當時的書記對我說:『院長,我們仍停泊在這兒,如果他們弄壞了,我就去告他們。』我反過來跟學生會會長說:『你這張告示有問題。你是準教師,你出去教學生,要培養良好公民,你看看這張告示,是良好公民寫的嗎?如果新聞記者拍了照,刊登出來,那可不是太好看了。』那學生會會長想了一想,就把那告示撕下來了。」郭老三言兩語就可以化解問題,解難功力深厚,可見一斑。

另一件事是學生因反對削減文憑教師的薪水,要求郭老改期考試,他說不行,都跟導師說好了,他交待不了,難以改期。那三間學院的學生會主席致電給郭老說:「郭院長你逼我們呢!」他回答說:「我怎樣逼你們?」他說:「你不肯改期考試。」他就說:「我沒有叫你們改期開會,是你們叫我改期考試,是你們逼我,而不是我逼你們啊。」結果學生如期考試,可見郭老的不亢不卑,處事時各方面都拿捏得很好。

郭院長其實處處為學生設想,真的是仁厚君子。當年有位同學不幸因患上小兒麻痺症而入院,未及回校考試。郭院長不辭勞苦地把試卷送到醫院,讓該位同學在醫院完成考試,最終該生考獲教師文憑,開心不已。

郭院長在1973年退休,翌年出任港大教育學院新設數學教學講師的職位,以及在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擔任校外考試委員,至1982年才真的完全退下來。

退下來後,郭院長長時間在加拿大多倫多,住在城市屋(即townhouse),每兩星期有一位兼職的家庭傭工來做家居清潔,生活頗為清淡。郭老卻很享受彼邦的樂趣,他與以前的同事每個月有一次聚會,在眾多老朋友當中,他算是最老的了。他憶述︰「在外國如果沒有汽車就動不了,80歲以後兩年要考一次試,那我直到88歲也是每兩年去考,本來可以到90歲,不過在89歲時我回香港來了。」

葛量洪教育學院校友聚餐,
郭煒民院長與張榮冕夫人張謝琮賢女士均有出席。

回港後,兩老與女兒住在樓上樓下,方便照應。訪談中,他很讚賞他的女兒和女婿的孝順︰「我的女兒真是十分難得,更難得的是我的女婿待我一樣好,他們就住在樓上,最初他們說要買下隔壁的,但買不到,於是兩夫妻就買下樓下這個單位,負責一切開銷,還替我們請了一位菲傭。」

在香港,郭院長有更多機會與以前的同事及學生聚首,當中年紀最大,輩份最高的是張榮冕的太太,「她比我年長五歲,卻比我好,她走路比我快,不用拐杖,她的公子替她請一位菲傭跟隨她上街,但她一出門就支開菲傭,自己走開了。」回想當年三師院長,年紀最大的是郭煒民,1917年出生,羅富國的韓敦(Arthur Hinton) 是1920,柏立基的張伯倫 (Terry Chamberlain) 是1922,三位退休後仍保持密切聯繫,郭老很多時還跟他們通電話;要是他們來香港,一定共聚一堂,說今追昔。三個人之中,Terry Chamberlain是最年輕,健康卻最差,要坐輪椅,記憶也好像不是太好。曾經有一次當年師範三巨頭在中環的翠園午餐,在郭院長來說,這已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了。


與郭院長訪談時攝,合照者尚有梁操雅博士及
現任校友及拓展事務處處長呂詩敏女士。

「江潤勳就對我說過一句說話,當時我在港大教書的時候,他在羅富國,有次與他一起吃午飯,他說:『郭sir,這份教書的工作最適合你了。你不是行政的人,不適合當院長。』」

「有一次在加拿大,我拿車去修理,那位接待的小姐大概覺得我十足書獃子模樣,因而問我:『先生你是不是教書的?』我問:『你怎麼會知道?』她說:『你的書卷氣很重。』」

與君一席話,總覺得郭院長乃謙謙君子,很有學者的味道,而訪談間聽郭老道出葛師一二事,談笑間已妥善解決,亦可窺見其行政能力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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